而718當天原本記者會十足平和，及至劉政鴻強拆消息傳來，群情激憤結果，便有一群人直接往總統府方向跑，擬在重慶南路與凱道路口坐下來抗議。此舉當然引來警察舉牌告知違反集遊法，並因在架離抗議群眾時，一位女性研究所學生身體多處擦傷，拒絕被警備車載走，堅持下車發生推擠，以及因警察強捉她受傷處，她傷痛難耐，請警察放手，因為場面混亂，警察誤以為她喊放手目的是想開門下車，反而捉得更緊，她情急之下動口咬傷該警察手臂，促使警察鬆手。結果當然被起訴妨害公務。而農陣培慧等被已違反集會遊行法移送，則均不起訴。
此研究生妨害公務案件被起訴後，審理近一年，公訴檢察官對於警方移送之8張蒐證光碟（因不同警察從不同角度拍攝蒐證，共逾20小時長度），事先均未曾預看，法院審理時竟要求全部勘驗，曾讓法官不太高興。2015年5月6日 終於言詞辯論終結。該公訴檢察官似乎認為被告十惡不赦，所以非常「克盡職守」地想讓被告成罪，自然與我方毫不客氣地針鋒相對。
本案是由林昶燁律師與我本人負責，關於妨害公務犯罪事實涵攝、法律要件論辯部分，由優秀的昶燁律師負責，他對公訴檢察官絲毫不假以辭色。而我因屬農陣成員，記者會當時也在現場，聽到消息也極端憤怒；加上當時已經處理苗栗大埔徵收案行政訴訟與行政協商已經三年，於是由我從事件的脈絡辯護，內容經補充整理約略如下。
當天本來應該只是單純呼籲性質的記者會，是劉政鴻沾沾自喜認為是『天賜良機』，趁虛而入下手強拆，才會出現後來抗議的情境。因此，此時警察執法是否符合警察職權行使法的比例原則，應該從事件前因後果的整體脈絡觀察。
張藥房夫妻於7月初接獲苗栗縣政府強拆通知公文，先是男主人張森文因重度憂鬱症住院治療。718當日，張大哥仍在住院，由秀春姐參加記者會，換她聽到既是住家也是營生之藥房被拆消息，癱軟倒地，心中可能還想著如何向因憂鬱家園被拆而仍在住院的先生告知此事。但紙終究是包不住火，因而二個月後的9月18日，張森文大哥投水自殺身亡。
所有在場的人聽到被趁虛而入強拆，當然激憤異常，徐世榮 老師流著眼淚，明知已來不及，仍堅持趕往大埔現場。蔡培慧帶頭喊要衝總統府，中正一趕緊與府方、農陣溝通協調，推派代表入府陳情。其他激憤群眾則希望在總統府前的凱道（重慶南路口）坐下來一邊抗議吳敦義未督促劉政鴻遵守2010年8月17日 研商結論，同時等待陳情結果（後來因場面衝突而未入府陳情）。
警察決定舉牌警告違反集遊法，固然有其考慮，但已將抗議群眾架上警備車載離現場，回復交通與秩序，從當時整個前因後果來看，群情激憤實情有可原。事後有需要再橫生枝節秋後算帳嗎？試想面對家園被強拆、親友自殺死亡，因而抗議手段較激烈一些，造成這些結果的政府，難道不應給予較多的包容嗎？
難道面對當時的情境，政府、公訴檢察官還要要求抗議民眾和平理性、溫良恭儉讓？試問如果民眾抗議的手法都是溫良恭儉讓，政府會聽得到、會在乎這些抗議聲音嗎？如果政府因而有恃無恐，國家會進步嗎？我們每年納稅供養這些政客、官僚，難道是要他們回過頭來糟蹋我們無權無勢的人民嗎？
在大家捍衛許久、投下深刻情感的張大哥與秀春姐家園突然被拆，相較於政客透過制度殺人、拆毀家園（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已認定大埔屬違法徵收，判決撤銷），卻毫無羞恥、毫無責任，當時抗議群眾最激烈的抗爭行為不過在道路上坐下來，有需要、適合用刑罰來處置嗎？這是刑罰的目的嗎？檢察署是行政體系的一環，司法則應慎思發揮制衡功能，而避免助紂為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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